1949,长者保卫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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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第一份工作,有很多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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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篇我们聊了朱同志的升职故事,今天说说江长者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他事业的起点。
冰淇淋
1949年,江长者还年轻,只有23岁,身材还没发福。大家可以看题图感受下,这是他同学曹天忠收藏的照片。
那也是一个春天,江长者还是国军少校,在上海粮服实验工厂(总部驻地)任机动工场主任,穿着军装、戴大盖帽的样子是很帅的。
实验工厂是“国军”的“国企”,江长者所在的五工场主营业务是做冰淇淋和棒冰,他掌管着工场的“核心科技”——存储原料和成品的冷库和发电设备。
工厂此时已经接到拆掉机器装船运往台湾的命令,停工了几个月,江长者也在暗暗谋划着他的“大事”。
不开工、没钱赚,眼看要失业,工人的情绪都很低落,江长者一直不动声色地给大家灌输磨洋工的念头,干啥都不积极。
解放前的粮服实验工厂
城外的解放军越近,城内的“国军”也越忙乱,关键时刻到了,江长者让工人把小型工具都藏了起来,一直在厂里停放的卡车也被开走,不知所踪。
江长者把工人分成三班,昼夜不停值守工厂。一个平时不着调的工人,此时突然上窜下跳的捣乱,被江长者关了禁闭。
上海解放的前一天,枪声在附近密集起来,几个工人躲到了江长者的房间里:
当时我们很害怕,在江的宿舍里躲了一个晚上,饿了就把他房间里的饼干、豆腐干吃了。解放的前几天,江突然不见了,直到解放这一天,他才回到厂里,宽慰我们不要怕,见了解放军,好好生产。
仗还没有打完,守城无望的国军,用飞机炸掉了上海的发电厂,全城大停电。
江长者跑去启动了发电机,确保冷库里的冰淇淋和原料不会融化。
此时距离江长者参加工作正好两年,这场“保卫冰淇淋”行动之后,他的事业也正式展开了。
“重金属梦”
1947年的5月即将过完,内战开始时处于守势的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和胡宗南的军队在陕北纠缠激战,情势异常焦灼。
江长者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了,他们这些电机系的学生,很多都有个“重金属”的工业梦想,最向往东北的电厂。
偏逢乱世,去东北是不可能的,毕业就失业的几个年轻人,只能打打零工维持生计,相约有好工作一定互相介绍。
同学童宗海带来一个好消息,沪上知名的美国海宁洋行,刚被国军的粮服实验工厂收购,需要大学生去管理冷库和发电设备。
他们都去了。4个月后,童宗海离职去了湖北的电厂,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江长者在实验工厂从实习技术员开始,忙得不亦乐乎。
这是一份普通的工作,新人也总是受气,工人也不给这位名校毕业生面子,马达坏了立即让他来修,看他目瞪口呆的样子:

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着手。我学过微积分、物理和工程学课程,却没有一门教我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其实人生的第一份工作通常并不复杂,更难的是放下年轻的骄傲,找准位置、发挥优势,尽快脱离受挫和被支配的状态。
粮服实验工厂在生产棒冰

江长者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和环境,肯下手学,修几个机器是问题不大的,工厂认真招来的大学生,也不会和没有文化的工人一样安排。江长者两年里连续升职,成了工厂管理层和国军少校。
他的人缘儿非常好,这很重要。
江长者热情、爱叫人,一上班就站在工厂门口和大家打招呼,很快和全厂300多工人熟悉起来,大都叫得出名字。
江长者还很爱玩,经常带着年轻工人一起打篮球、排球还有网球,新车间的机器还没到,他在地上撒上滑石粉开舞会,让大家旋转起来更顺溜儿。
有个叫蔡桂英的女工,进厂时还是个穷苦出身的小丫头,经常上夜班做罐头,忙一晚上,早上刚下班,江长者就叫人家:“小鬼,我们去打网球。”
江长者喜欢交朋友,他算是工厂的管理层,还是军官,厂里经常发些饼干、牛肉干当作补贴,工人是没有的,他经常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尽管是一名地下党员,实际上年轻的江长者从来没有过组织生活,什么团结同志、做思想工作这些方法也没人教他。
很多事也没那么多花活,天天琢磨“上价值”太累,热爱当下、把事做好,自己开心、心有成就才好。
况且江长者天生情商高,他在工厂里干了两年,对上对下的影响力都不小,日后“保卫冰淇淋”时才会有那么多人支持。
他对工人说的话既朴实也通透,按老任的理解,这恐怕也是他自己工作与生活的出发点:

你们都比我年长。我们工人全靠这些机器吃饭。不管谁赢,不管工厂归谁,我们都得生活。如果机器被搬走了,我们就没办法养家糊口。

多年以后,众所周知的浩劫时期,有老同事很苦闷也彷徨,找远在武汉热工所当所长的江长者诉苦,江长者当时也受到冲击,靠旁边站了。他很真诚地告诉老同事:

做好自己的事,不要加入任何派别。

老任还忍不住查了一下童宗海的资料,这位同学做了40多年电力工作,最后从水电部第八工程局副局长任上离休。
尽管没有江长者的成就大,也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机缘巧合”
老任看过不少谍战剧,一提地下党员,就会联想到秘密、机智、单线联系、严刑拷打什么的,事实不都是这样。
当时组织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吸收了很多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学生,这些人后来成了治理国家的精英,有的还进入核心管理层。
比如江长者和他后来的搭档朱同志。
当时他们和组织的关系是相对松散的,不少只是有一位入党介绍人,其他一无所知。
他们不是职业革命者,也没人给他们指派任务,像一个个种子,在乱局中自谋生路,静待机会发芽。
他们并没有什么现实的好处,可能付出的代价却是很大的。
身份一旦暴露,就有生命危险。
江长者在上学时曾协助一位地下党同学张公纬逃出上海,8年后他们在莫斯科留学时偶遇,彼时张公纬已经改名余力。两人见面都非常惊讶:你还活着?!

余力对江长者说,后来也不敢联系你,怕听到坏消息。

有的走着走着,就走散了。和江长者同年进厂的尹宗伦,之前在重庆加入了组织,因为介绍人失踪,他的身份也跟着丢了,建国之后江长者重新介绍他入党。
1949年江长者“保卫冰淇淋”时,负责四工场(生产清酒)的同事张学元,和组织关系更密切,他也在那边的厂区组织护厂,和江长者互相并不知情。

江长者和老战友张学元

江长者“保卫冰淇淋”,像是一种自我选择和自我教育,我们现在其实也挺难理解,他在一片乱世里,如何会坚信这个有点儿神秘的组织,一定会取得胜利。
但他在历史的转折处,做了一个选择。
他的选择也来自家族的影响。全面抗战开始时,江长者11岁,这家书香门第从扬州城躲到了乡下,还是要让后代们接受良好的教育。
尽管讨厌必须学日语的规定,他也能考及格,到沦陷区南京中央大学读书,和日军为邻,暗自反抗。
这个家族也有一个职业革命者,江长者的六叔江上青,曾做过皖东北根据地的特派员,在温和派的国军内部发展地下组织,参与领导抗战。
1939年,江上青牺牲时,江长者的亲生父亲江世俊,作为家族的长子,思想传统的顶梁柱,恐怕很难理解这个弟弟的选择:
年纪轻轻就蹲过两次监狱,出身世家、热爱文学,上了大学丢掉笔去耍枪杆子,客死他乡还要隐姓埋名,无法宣扬他的功绩。
解放后被接管的益民第一食品厂
但江世俊还是做了自己认为该做的事,继续爱这个弟弟,按照家族传统,以正式礼仪把13岁的江长者,过继给没有子嗣的江上青,延续他的血脉。
这是一个很有人情味儿的家族,江上青在外面搞革命,也很坦然的接受家里的“包办婚姻”,和妻子感情很好。
库恩在《江泽民传》里记载了一个让人很感慨的故事,江上青牺牲后就埋葬在安徽,妻子王者兰思念亡夫,想要去安徽凭吊。
家里男人们都有责任在身,江长者的生母吴月卿,让王者兰女扮男装,两个女人在兵荒马乱里坐着马车来回500来公里,去给江上青上了一炷香。
变幻多端的世界里,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不变的东西。
深厚的情感,热情的基因,对教育的重视和“父亲”的牺牲,隐藏在家族几代人的奋斗和记忆里,很难准确识别出来。
在时代转换的大势里,这些机缘又汇合在了一起。
上海解放前,江长者消失的那几天,是出城向组织报到去了,接待他的解放军三野后勤部司令兼政委,是江上青活下来的亲密战友,刘瑞龙。

“做大做强”
上海解放后,粮服实验工厂更名华东益民公司第一食品厂,张学元被陈毅委任为厂长,江长者担任主管生产的副厂长。
年轻能折腾的江副厂长接着搞冰淇淋。
当年粮服实验工厂买下海宁洋行时,只拿下了设备,并没有买下品牌——美女牌,海宁洋行另设工厂,继续生产销售冰淇淋,解放后还是如此。
国外、民营资本仍然在上海经营,美女牌也和从前一样占据冷饮市场,益民这家国企倒是显得很弱小。
江长者要把冰淇淋做大做强、再创辉煌。现在看,这次商业策划,也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典型案例。
首先是品牌定位。产品本来就有,得再起个敞亮的名字,而且自带情怀和价值观:

天亮了,解放了,光明照亮中国。我们的冷饮就叫光明牌吧。

其次是品牌推广。“线上线下”同时进行,江长者在线下找了台美国道奇汽车,让厂里的漂亮女工做形象代言人,拿着麦克风沿途广播,再选些气质好的工人一起上街游行。
为了解决麦克风用电问题,专业人士江副厂长把柴油机搬到了车上,实时发电。不知道这机器冒烟厉不厉害。
另外还有秧歌队、腰鼓队、越剧队、京剧队、淮剧队,到南京路、外滩等繁华地带现场表演,敲锣打鼓宣讲品牌。
这样的“土味”推广,如今在不少县城还能看到,当时在上海可能还比较时髦吧,效果也是很哇塞的。
“线上”的渠道就是报纸了,新闻、广告轮番轰炸,在舆论里搞出气势、入脑入心。
第三是搭建销售体系。生产和销售不是一种思维,转型很难,现在也是如此。工厂要做市场、搞销售,门店是必不可少的,江长者要求每家都有制冷设备。
工人还发动亲戚朋友参与“地推”,拿着冷饮箱子走街串巷,让新品牌快速占领“下沉市场”。
最后,王炸级的“价格战”也出现了。美女牌远涉重洋而来,带着“名贵之味道”,看重的是品质,本土光明牌价廉物美,要的是流量。

“ 售价便宜,生意特好,四百元一支的光明牌冰棒,不到五点钟,已售出一万支。”

这一套商业策划搞下来,光明牌在上海滩站住了脚,如今还在,仍然是知名品牌。
老任一直以为,商业是一种高阶思维,它和政治还有点相通之处:
总要让更多的人接受、支持你,才有可能成功。让别人拿钱出来,还要比口头表达难得多。
冰淇淋做得好,香味也是藏不住的。

解放后的益民第一食品厂
江长者的老学长,可能也是对他的事业影响最大的人,汪道涵出现了。他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来益民考察时,在厂门口就闻到了冰淇淋的香气,不由得来了一次深呼吸。
他走进去看,被轰炸过的厂房格外破旧,里面的生产却井然有序。江长者的汇报,特别是光明的品牌故事,让他听得津津有味:

(江)干劲十足、精力充沛,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专家型厂长,很熟悉生产。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江上青当初在皖东北开展工作时,要求在上海的组织向当地派出一批人员,充实当地的队伍,其中有汪道涵。
机缘又碰到了一起。
做完冰淇淋的事儿,江长者成了收购英国上海制皂厂的国资团队里,最年轻的成员。后来汪道涵担任第一机械部副部长,他也跟着去了。
从长春一汽到武汉热工所,从汽车制造到核工业,曾经“保卫冰淇淋”的江长者,后来还是实现了自己的“重金属梦”。

参考书目: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库恩,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出江花》,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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