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主义与百姓主义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

中国是不是一个精英治国的国度呢？我以前认为是的，科举是精英治国的象征，是一种通过严格考试选拔出来的一种儒家精英。他帮助皇帝管理着社会的运行。但是我现在认为不是，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精英治国的国度。

要分析中国是不是作为一个精英阶层统治者普罗大众，我们首先得定义一下精英主义这个词的真正含义。精英主义关注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特性，早期的精英主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理论，它把社会中的人分为精英与大众两种类型，并提供了“精英—大众”的两分法。精英主义者通常把社会的上层阶层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认为人类的高度文明通常为上层精英所开启，因为上层精英通常不需担忧生存问题，而有余力去发展文化活动以致于高度的文化活动从而形成人类文明。

说到精英主义就必须谈到大众主义或者说是平民主义，以大众主义者的角度而言，常认为精英主义者是蔑视大众的。甚至认为精英主义是一种蔑视、嘲笑，甚至是仇视普通大众，认为大众是一个无知、盲动而又自命不凡的群体的主张，而认为“奴隶”、“野蛮人”、“乌合之众”、“群畜” 等名词是精英主义下的产物，事实上，理想的精英主义其实具有一种高道德的自持，关于知识的追求更是无止境的。真、善、美的全面成长应当是身为精英的使命。

所谓平民主义是指把普通人的世俗生活看做人生真义，并以自身的有限力量来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一种思想。平民主义的特点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政策的出发点，提倡少数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平民主义更加的追求平等，这种平等更多的是经济上的平等。

然而，在我看来，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并不是对立的两个阶层，他们都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或者说都有一些基本的基础，那就是无论精英主义还是平民主义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他们同时都认为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自然权利不可侵犯，人的尊严和自由不可以被践踏。他们的分歧点在于，精英主义对于大众民主和具有高度的不信任感，认为可以的迎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会造成对少数人的侵害，形成“多数人的暴政”。而平民主义认为精英主义却常成为既得利益者作为剥削、奴役中、下层阶级的借口，形成一种侵害下层平民的“寡头统治”。

也就是说，精英阶层和平层阶层并不是对抗性质、不可调和的，他们的立足点都在于确认个人的自然权利不可侵犯。而恰恰要预防的是精英主义向寡头主义倾向，平民主义向民粹主义倾向的危险。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阶级。寡头主义的特征是，国家的存在是为强者服务的，是一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人民得无条件的服从强者的安排，无权反抗。而民粹主义者认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站在人民的立场，并且认为革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鼓吹激进的革命思想。

但无论是寡头主义还是民粹主义都没有个人主义的基础，没有个人尊严的存在。寡头主义认为民众只是统治着维持统治的工具，只是为强者存在的。民粹主义虽然标榜人民的利益，但是这种人民是一种抽象的整体概念，他没有具体个人的含义，表现了对具体个人的蔑视。所以，一个社会必然要预防这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的涌现都将对社会的结构、国家的安稳构成极大的危险。

以这样的定义来看传统的中国是不是精英统治呢？显然，我们很明白中国传统里是没有个人主义的基础，也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精英治国的概念。那么，我们传统的统治是不是寡头统治呢？也不是，寡头政治是社会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力受到一个或者多个家族的控制，这些寡头实际上控制着君主的权力，君主对这些寡头家族无力可施。中国的传统是君主专制，权力掌控在皇帝一人的手中，也就是说皇帝的权力不受到其他家族的控制。

中国是一个有着能人治国的传统，但不是精英治国。我的定义是精英治国必须有着个人主义的基础，我们国家的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是一种儒家精英的选拔，但是人才的选拔之后并没有能够体现一种人文的情怀，而是一种在于“厚黑学”当中摸打滚爬的一条权术之路。

从权力的角度来看，科举选士制度的伟大不在于它的公正，而在于科举打通上层与底层之间的通道，使得权力的获得不再是唯一与血缘相连，使得各个阶级开始流动，使得出身不再是唯一获得权力的唯一来源。底层人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权力的中心，改变自己的命运。科举不可否认的伟大之处。

然而这种追求幸福的权利仍然是通过权力来实现的，而对于统治者来说，科举制度不是让底层人员来分享皇权，只是赐予这些人以某些权力来管理自己的帝国。毕竟对于皇权来说，官权只是一时的，有限的；对于王朝的普罗大众而言，官员是有限的，微不足道的。

但是中所谓的官吏文化中，是没有精英主义的成分。官吏的本质，而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方式来看，统治的模式从“牧羊人—羊”转变为“牧羊人—狼/狗—羊”的模式。对于只受皇权限制不受人民限制的官权而言，官员对于皇帝只是一条狗，而官员面对老百姓就是狼，狼的本性必然要侵害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官员的本质是贪婪。所谓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皇权的高度集中必然最终导致王朝的没落，直至被另一个皇权所代替，这就是所谓的“黄炎培周期律”。

正因为“官吏”有着狼的本性，就有着不可根除的严重溃败，使中国传统政治呈现出周期性动荡的恶性循环。对官员严格的监督制度使官员处于频繁调动之中，所谓清官文化只是希望官吏成为“狗”，狗确实忠诚，他不会侵犯羊群，但是忠诚的本质是对“牧羊人”忠诚而已。它永远不会意识到主人的不正当性，也不会意识到羊群有着天然的反抗权。皇帝对忠臣肯定要表彰，但只许自己革命，不许别人革命的改朝换代。

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信奉的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为专制统治提供辩护。集体主义的核心就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必须为集体的利益做出牺牲。

在集体主义的含义里，个人没有存在的价值，也就没有基于个人之上的上的平等的概念，集体主义的平等是置于集体之中的，是一种平等的、团结的集体主义道德观，这种集体主义平等观认为利己、自私是罪恶的，但是它也不是要建立一种仁慈、博爱的平等来代替它，而是以一种共同体的爱来代替，而在这种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组织之爱是难以巩固、难以持续且不堪一击的。

这种集体主义的平等观的特点是，每个人都希望他人都想自己一样，每个人都是单一的一种模式，他认识自己的复制品，是一种消除个性的平等观。这种平等还体现在对物质上面的追求，企图建立一个物质上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在这种经济平等上的均等观下，也为统治者社会秩序在社会控制上面提供合法性，要建立一个均等的“大同”世界，也就必须强化统治者的权力，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只有这样才能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发展经济实现“大同”世界，也只有足够强大的权力资源才能分配社会的财产，建立一个物质上人人平等的世界。

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以及中国官场的权术文化（本质是吴思先生说的潜规则）注定没有个人主义之上的平等主义以及精英主义，也就无所谓精英治国了。

而与精英治国相对应的我们也没有平民主义的传统，我们体现的是百姓主义的观念。平民主义与群众一样站在平民的角度，维护平民的利益，重视平等。但是平民主义有着个人主义的基础，而百姓主义它只重视平等的程度，它没有意识到自由的重要性。这样就会为了得到平等为了获得安全而放弃自由。然而，没有自由的保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安全的实现。

这种百姓主义的特征最能体现的就是农民起义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从来都是“分土地，均贫富”。这种起义只是人民在残酷的统治之下以忍无可忍的所爆发出的极端暴力倾向，这种暴力造反的单纯的就是一种经济上的平等愿求，它并没有想要改变原有政治体制结构。农民的起义总是被迫无奈的也是极其简单及其淳朴的，然而引导人民起义的所谓领袖打着“分土地、均贫富”的口号推翻原有的王朝，建立起恒久不变的政治体系，重新压榨新的人民。社会整体的形态是：暴力起义——推翻原专制——建立原有政体的新专制。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巡游经过会稽（今江苏苏州），项羽也随众人前往观看。观望中，项羽不禁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也。”从陈胜吴广起义之时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无论是刘邦、朱元璋、李自成、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毛泽东体现的都是这样的逻辑：皇帝轮流做，今日到我家。一将功成万骨灰。所谓的伟人、英雄都是建立在层层白骨之上。 我们总是认为喊出这样的话语体现了这个人宏伟大志和英雄气概，却无视这种宏伟和英雄气概下的那一声声冤魂的哭喊。

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它想要建立的是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理想社会。我们的教科书上对太平天国的运动是：太平天国，是在满清统治后期的一次最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最终被清朝联合列强镇压下去，但是其余部仍进行了斗争。太平天国前期所到之处都实现了男女平等，废除裹脚等恶习，女子的地位得以和男子同等，是近代中国民主的开端。《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突出反应了农民阶级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

但是教科书上没说到的是，太平天国以平等的名义建立起比历代封建专制王朝一套严格的等级秩序，事实上《天朝天亩制度》，从来没有真正实施，平等一说更是画饼充饥，在太平天国他们确实以兄弟姐妹称呼的，但当哥还是当弟是以官大官小来界定年轻的陈玉成称其族叔陈得才也为弟，大多出身平民的太平天国的高官，只对下严格要求禁欲、禁酒、禁烟，上层什么都不用禁，而且都是最高级的供应。平日里出门，这些人最爱是几十人抬的大轿，比清朝官员还要摆威风显阔。

陈致平先生在《中华通史》中对太平天国与洪秀全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天国的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天条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鸣锣聚众，讲说道理，宣布罪状，然后当众行刑，令观者惊心怵目，自然俯首听命，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统治，完全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归于失败。”

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时期从1851年到1865年，经过十四年的战乱，中国的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太平天国和清王朝都有责任，互相屠杀；太平军内部还自相残杀。1856年，洪秀全的天京事变，9月2日东王杨秀清及其“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9月20日又有两万多将士死于屠刀之下；11月2日，韦昌辉和所有姓韦的也全都被杀。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是集神权、极权、愚昧一体的统治，只为满足起义领袖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

黄炎培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中国是有缺陷，而且是很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记者问）

1949年，我们以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但是没想到的是我们还是迎来了一个新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