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奶茶飘香始于何时？

元代忽思慧撰写的《饮膳正要》说，元武宗海山（1308-1311年在位）外出，“因渴思茶”，随从以当地井水“煎茶以进”，武宗大加赞赏，认为味道和颜色都比自己在宫中喝的茶要好。《元史》还记载，末代皇帝惠宗妥欢贴睦尔喜欢喝茶，有侍女专门为他沏茶倒水。蒙古贵族喝茶，显然是因为受到内地的影响。

《饮膳正要》另外提到受藏族影响、按蒙古方式改造过的茶类，如炒茶、兰膏、酥签诸茶，都是在茶中加入了酥油等物制成。酥油茶不仅在宫廷中受到喜爱，也为各地汉族所欢迎。宫廷贵族和在内地任官的蒙古人，渐渐对各种茶饮发生兴趣，不足为怪，那么仍然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呢？元代著作中说，在上都（今正蓝旗境内）等北方地区产有女须儿、温桑茶和被称作纳石的靼鞑茶，但这些都不是正宗的茶叶，只是茶的代用品（以上参考陈高华《元代饮茶习俗》）。不过草原牧民以之代茶，是否普遍如此，没有史料证明。

1368年朱明建国，退回草原的蒙古政权，史称北元或明代蒙古。北元尽管同明朝南北对峙，双方战争不断，但历史上游牧社会需要农产品以为补充的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所以双方的交易从未因战争而断绝。查阅史料可知，在明朝建立之后的200余年间，蒙古各部曾无数次同明朝以各种方式进行贸易，其中蒙古向明朝索要的物品，或者明朝给予蒙古的“赏赐”，主要是绢缎衣帽、金银钞币、粮食药材及其他各种手工业品，种类繁多，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完全没有茶。由此可以推断，元代喝茶的蒙古人只是极少数，远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嗜茶习惯，蒙古人一旦回归草原，便将饮茶之事忘得一干二净；明朝当然也知道蒙古人对茶没有需求，所以很长时间内未将茶叶当作商品或赐品给予蒙古人。

众所周知，隆庆五年（1571年）“俺答封贡”后，蒙古右翼与明朝实现了长久和平，随即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皈依藏传佛教，他在万历五年动身前往青海，准备会晤西藏佛教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三世达赖）。藏族自唐朝起即已嗜茶成习，到明代甚至“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所谓番人，即指以藏族为主的西部各少数民族。《明神宗实录》万历五年九月己未条载，“俺答投书甘肃军门，乞开茶市”，要求以马易茶，巡按御史李时成认为，俺答“既称迎佛（索南嘉措），僧寺必须用茶，难以终拒”，但是不可开市，“惟量给百数十篦，以示朝廷赏赉之恩”。为何不可开市？明朝一直与“番人”实行茶马互市，官方和商人以内地之茶换取番人的马匹，同时以茶制约番人。当时青海的蒙古势力强大，明朝担心一旦同蒙古人以茶易马，蒙古人便会垄断这一市场，“番以茶为命。北狄（蒙古）若得，藉以制番，番必从狄，贻患匪细”（《明史·食货志四》），所以明朝宁可免费赠送一些茶叶给蒙古人，也绝不答应与其茶马互市。

万历十六年（1588年），三世达赖死于在蒙古传教过程中，土默特首领扯力克和著名的三娘子护送达赖骨灰回藏，在青海与明朝发生边境冲突。为避免冲突升级，在三娘子的斡旋下，扯力克率众返回土默特，为此三娘子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写信给明朝经略尚书郑洛，表示无意破坏双方多年的和平局面，同时以银十两，请郑洛为她代买一些小物件，其中有“茶八篦”（三娘子《与经略尚书郑洛书》）。明朝与番人茶马互市，茶以篦（篓筐）为计量单位，“每千斤为三百三十篦”（《明史·食货志四》），1篦约为3斤，三娘子所要的“茶八篦”，约为24斤，显然是为自己所用。